德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享有較高信用評價的國家，“嚴謹、認真、誠信”通常是人們對德國人的第一印象。德國公民良好的誠信道德品行，不僅源于其優良傳統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是其多年來社會誠信建設的結果。德國的社會誠信建設經驗值得借鑒。

德國的社會誠信建設是一個立體交叉式的網絡系統，在其各類社會實踐活動中均有所體現，通過多種路徑對其國民施加多點化影響。

　　第一，制度是德國社會誠信建設的主要方式之一。從制度的制定到后期的執行，在德國都有著嚴格規定。社會通過一系列相關制度，規范和監督人們的行為，告誡人們要遵守誠信。在德國的民事法律條文《民法典》中，有關于誠信的明確規定，其第242條明確指出，“債務人有義務按照誠信（treu und glaube）要求，并參照交易習慣，履行給付”。這種規范化的誠信要求通過法制教育等形式，讓人們知曉并遵守。當人們與政府、銀行等某些部門發生業務往來時，按照制度的規定經常會被要求提供信用報告，這些信用報告一般由德國的Sehufa、Creditreform等幾大商業性信用公司提供，它們以嚴格的程序收集并儲存用戶信用記錄，在充分保障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前提下，作出較為客觀的信用評估。這種誠信制度建設同樣滲透在德國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因為德國不需要檢票便可以自由乘車，乘客需自覺購買車票，但是，在這種誠信自覺購票行為的背后，是完備的制度支持。如果某人沒有購票而被查票人員抽查到，那么他不僅會受到數倍的罰款處罰，同時也會給個人的信用記錄帶來污點，對其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產生不良影響。

　　第二，宗教影響在德國社會誠信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國是宗教國家，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有大約2/3的德國國民是基督教徒。在基督教的教義宗旨中，“信”（Glauben）是三主德之一。《圣經》中經常性地提到誠實（Treue）、信任（Vertrauen）等詞匯，要求人們遵守，并認為“那些說謊言的人必被上帝所毀滅”。在這種宗教教義的影響下，人們出于對上帝的敬畏與信仰，由內心出發，遵循誠信的道德準則，并將其落實于具體行為之中。一般而言，基督教信徒會在其后代誕生3個月時帶其去教會受洗，使孩子在入世之初即受到宗教的影響。此外，教徒們還要定期到教堂或其他宗教場所參加禮拜，自省和懺悔自己的過錯行為，在虔誠的宗教氛圍中進行自我教育。實際上，宗教的影響力在德國已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正式教育體系中還設立有宗教課程。按照《德意志聯邦基本法》規定：“公立學校的宗教教育是一門正式課程，在不違背國家監督權的情況下，宗教課程根據宗教團體的有關原則進行。”以宗教教義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活動在學校教育中具有合法的地位，學生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參加宗教課程。在通常情況下，由于宗教課程形式的多樣化和吸引力，加之受家庭和同輩群體的影響，學生一般樂于選擇參加此類課程，并通過其中較為容易的課程得到學分，潛移默化地形成對宗教的信仰，自覺遵循宗教教義要求的倫理觀念。

　　第三，社會文化建設也是德國社會誠信建設的重要路徑。德國的社會文化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古希臘羅馬文化、日耳曼民族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等都對德國文化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在德國的社會文化中，除基督教所倡導的倫理原則外，規則意識和契約觀念等也是其核心因素。按照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Tacitus）的記載，德國人在日耳曼民族形成初期就具有濃厚的規則意識，這種規則意識通過文化得以延續。隨著現代契約觀念的確立，德國文化中的規則意識也同時得到了加強。在德國社會，如果某人違背社會規則，一般會招致周圍人的譴責或者異樣的眼光，對其形成潛在的規范壓力，促使其改正行為、符合規則要求。德國的許多書店或花店都在其店外擺放待銷售的物品，任消費者自行挑選后自覺進入書店付款。而德國前國防部長古滕伯格（Guttenberg）則因涉嫌學位論文抄襲，在外界強烈的譴責下被迫道歉并辭去職務。‍

 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德國的誠信建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

　　第一，價值觀念多元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歷了由分裂到統一洗禮的德國，面臨著國民價值觀念重建的重要議題。通過十幾年的努力，德國東西部人民的價值觀念已日漸融合，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差異。同時，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給德國帶來大量的外來人口，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德國社會多元價值觀念體系的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念對誠信的道德認知是不同的，在利益的沖擊下，德國社會中也存在少部分誠信觀念薄弱的人群，甚或出現了一些背離誠信倫理要求的不良行為。

　　第二，制度執行問題。德國人有句俗話，“維他命B很重要”，這里的“B”所暗指的是德文單詞Beziehung，即“關系”。由此不難看出，無論是在講求人情義理的東方社會，還是在崇尚制度契約的西方社會，人際關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人際關系是干擾制度有效執行的因素之一，有時甚至會使制度發生異化。在具有較強規則意識的德國社會，并非完全沒有凌駕于規則之外現象的發生，只是程度相對較低。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德國的廉潔指數為79，在全球排名第13位（數值越低，表示腐敗現象越嚴重；按照其統計，排名第1位的是丹麥，廉潔指數為90）。所以，在德國民眾的聲音中，仍然可以聽到要求政府治理腐敗的呼聲。

　　第三，宗教公信問題。宗教公信一直以來是困擾西方社會的問題之一，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的宗教改革都與該問題有關。作為德國社會誠信建設的主要方式，宗教公信直接關系到其誠信建設的開展。近年來，虐童和性侵犯等宗教丑聞席卷整個基督教社會，德國、奧地利、愛爾蘭等國家都有類似事件發生。在公眾看來，教會及其工作人員作為神的使者，理應是道德倫理的代表和象征。然而，宗教丑聞的出現大大削弱了其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并進一步導致基督教倫理的信仰危機。

　　針對這些問題，德國社會從不同的角度尋找應對之道。一方面，通過繼續完善制度體系進行制度建設和監管，盡可能降低社會失信行為的發生幾率。在現實問題面前，制度總有一定的滯后性。德意志聯邦及各州在行政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德意志聯邦政府及各州在調研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補充和完善現有制度體系，規范社會行為；在制度的執行上，限制處罰權的使用，僅授予秩序局、警察以及稅務局等部門處罰權；針對執法誠信問題，出臺《聯邦政府關于在聯邦行政機構防范腐敗的指導意見》，并在附則中詳細分析了公務人員腐敗的跡象和預兆，給予不同情況下具體的意見指導，力求保證制度執行的公正；另一方面，德國社會通過加強信仰建設，依靠宗教系統內部整改，重構社會信仰。‍

總體上說，德國的誠信建設及其對社會誠信問題的處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富有成效的，雖其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與我國不同，但仍有諸多經驗值得借鑒。

　　第一，完善相關制度，提高制度執行力是誠信建設的有效方式。德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是在短期內提升社會誠信水平的方式之一，它可以有效地達到規范社會行為、抑制失信現象發生的作用。我國的誠信制度建設應包含對原有制度的完善、制度的協調與銜接以及制度的執行與監督等內容。其中，德國相互協調的信用信息公開制度和信息保護制度對我國來說是很好的借鑒。在我國當前建設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與司法公信的道路上，應首先保證制度的完備性和可靠性，從而形成失信的代價系統，遏制失信行為的發生，保證社會誠信倫理底線。

　　第二，加強隊伍建設，提升誠信教育的公信力與感召力。教育者是影響誠信建設的主要因素之一，德國宗教公信危機的主要原因便是由其工作人員的信用危機而引發的。雖然德國以及宗教社會即刻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依舊難以彌補其所帶來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信任的建立往往需要長期的過程，而破壞卻是瞬間的。這對我國社會誠信建設來說是一個警醒。我國的誠信教育雖然不像德國一樣通過宗教的形式展開，但是，誠信教育的公信力同樣重要。誠如什托姆普卡所言：“不論多么復雜，在所有社會客體的后面也都存在一些人，而且他們是我們最終賦予信任的人。”所以，我國誠信建設要利用好人才資源，提高誠信教育者的道德素質與能力，發揮其榜樣示范作用與道德引領功效。

　　第三，弘揚文化傳統，發揮文化影響力。從德國的經驗可以看出，文化對社會誠信建設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法律、契約、經濟理性只能為后工業社會提供穩定與繁榮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基礎；唯有加上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與信任，才能確保社會的繁榮穩定”（弗蘭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創造》，遠方出版社1998年，第17-18頁）。當前，我們應該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誠信道德文化，加強誠信美德的宣傳教育，鞭笞虛假失信行為，營造社會誠信文化氛圍，促進人們誠信習慣的養成。‍